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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作為一種國家治理方式，其核心要義有二，一是限制權力，二是保障權利。由于權力具有自我擴張的本性，權力一旦失去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濫用和腐敗，進而侵犯公民權利，踐踏法律權威。因此，嚴格規范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的濫用和擴張，同時充分保障人民權利，確保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此乃依法治國的兩個重要維度。

我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十幾年來，依法治國的治國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但是現實當中，由于權力缺乏應有的監督和制約，使得權力放縱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權利受損現象時有發生，全社會對法律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尚未形成，距離依法治國的真正實現尚有差距。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回歸法治本質、遵循法治規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正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歷史節點進行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次總動員、總部署，無論是總原則、總目標的提出，還是重要性、必要性的闡述，抑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四個方面的安排，無不彰顯法治的權威，無不體現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對個體權利的尊重。

加強立法工作，確保立法體現人民意志古德諾認為“立法是國家意志的表達”，列寧指出“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表達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權利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立法。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是立法滯后現象仍然存在，一些重要領域的法律空缺，一些法律法規急需修改。還有不少法律由于缺乏配套法規，導致執行性和可操作性大打折扣。這就要求我們按照依法治國的要求，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抓緊制定當前急需而又尚未出臺的法律，及時修改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法律，盡快制定部分法律配套法規，“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此外還要著重提高立法質量，“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要堅持科學立法，加強立法前的調查研究，密切聯系實際，正確認識和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增強法律制度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要堅持民主立法，“開門立法”，立法過程當中應當發動群眾積極參與，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充分體現群眾利益，直接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規草案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使所立之法切實可行;要嚴格限制部門起草法案，進一步加大權力機構起草法案的比重，并且開拓新的立法起草渠道，徹底斬斷部門利益的糾葛。

規范行政行為，促使行政權力依法行使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不僅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建設法治政府的基本手段和必要過程。然而，由于行政權力極具擴張性以及相關法律約束不足等原因，導致長期以來我國行政機關職能交叉、權責不清、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問題普遍存在，侵犯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雖然我們推行了政府職能轉變、審批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頒布了《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等綱領性文件，落實了重大決策聽證制、行政執法責任制等具體制度，但是按照法治政府的要求，我們的差距依然很大。針對這種現狀，四中全會對規范行政行為做出了一系列扎實有效的制度安排，繪制了深入推進依法行政的路線圖。

“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這是用權力約束權力的根本之策。長期以來，我國行政機關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越位、錯位、缺位等等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完善的法律規范。約束行政權力的最好辦法就是立法，只有通過立法把機構的組織、職能、編制、責任等全部法定化，政府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要由法律界定清楚，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才能有效防止行政權力的膨脹和擴張。

“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這是用程序約束權力的關鍵環節。

目前我國還沒有統一的行政程序法，也沒有單行的行政決策程序規范。由于缺乏法定程序，各級政府行政決策往往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導致決策失誤屢見不鮮，給人民和社會帶來一些不必要的損失。科學決策區別于經驗決策的最大特征在于程序化，應當根據決策科學化的要求，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或者單行的行政決策程序法規，嚴格規范決策程序。行政決策只有遵循法定程序，才能有效減少決策的失誤，保證決策的科學性。

“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這是用責任約束權力的有效之舉。盡管我國已經出臺了許多重大行政決策相關制度，全面推行了行政執法責任制，但是由于配套制度不夠健全，以及制度之間缺乏內在的相互銜接，導致制度執行不力，責任追究難以落實。按照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需擔責的行政法治理論，只要有權力的地方就應有責任存在，應當根據權責一致、以問促責的原則，建立健全行政決策和行政執法責任追究制度，同時完善行政監督機制，明確監督主體、監督內容、監督對象、監督程序和監督方式，通過監督保障制度的貫徹實施，實現權力和責任的統一。

堅持公正司法，切實保障公民權利自由司法是保障公民權利自由的有力手段，司法公正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然而，當前我國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問題依然存在，司法公信力不強，司法的終極救濟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

領導干部干預案件審理是導致司法不公、影響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破解這一難題，最終還是要靠制度的保駕護航。四中全會指出要“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此舉抓住了行政干預司法的關鍵環節，對于遏制司法腐敗，破除地方保護，保障公民權利，必將產生值得期待的效果。全會同時指出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要“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這些制度的確立將從權責一致的角度，為司法人員依法裁判、司法公正真正實現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如此，通過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對個體權利的保護，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讓司法真正成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摘自《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