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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中國新聞周刊》報道，12月初，兩院院士新增選名單相繼公布。報紙上隨之便有以下統計數據披露：中國科學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官員；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過85%是現任官員；工程院60歲以下新當選的院士中，均有校長、院長、副院長、董事長等職務，僅有一人例外——臺灣云林科技大學的楊永斌只有教授頭銜，沒有行政職務。

在學術行政化的侵蝕無所不在的當前，出現這樣的怪現狀，相信很多人并不感到特別驚詫：既然權力可以通吃，手握權力者覬覦院士頭銜，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嗎？

院士變“院仕”，讓公眾滿懷憂慮。一方面，“仕而優則學”的程度越深，越證明權力之手玩弄學術榮譽的肆無忌憚。學術環境被權力干擾面越大，常態的學術環境被污染就越深。因為在現有體制下，學術榮譽和頭銜的獲得，往往和優質高效的科研經費、科研環境獲取息息相關；官員們擠壓和掠奪本應屬于真正學者的有限資源，損壞學術環境不說，還將造成寶貴資源的浪費。中國科技高層次創新呈現負增長態勢的事實，就是明證。

另一方面，在權力通吃的情況下，“仕而優則學”必然伴隨著“學而優則仕”。在官本位思維的驅動下，為了追求更高的行政級別，獲得一些聲名的學者們，往往都會在行政職務上有所謀。在行政崗位上，他們是否具備相應的管理才能，學術思維是否適應行政思維尚且不論，檢視現實不難發現：那些一朝為官的學者們，有幾位還能在學術上有更深的探索、更多的建樹？

院士變“院仕”，是學術行政化的狂歡。究其原因，問題不全出在當前的院士遴選制度上。誠如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所言，沒有規定說官員就不能當選院士。可如果權力通吃變為學術成果“通吃”，所謂的院士評選標準和遴選過程，只能是形同虛設。而后者，正是我們憂慮所在。

所以，在諸如院士評選、名師評選中，除了對行政官員參選進行必要的限制之外，要想遏制學術行政化對學術倫理和底線的顛覆，其他制度構建應同步加快進行。比如，大學校長應該盡快實現職業化，對學術不端的零容忍制度應盡快施行，等等。（李 記）

來源：齊魯晚報

  【責任編輯： 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