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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媒體審判”呈愈演愈烈之勢。“深圳梁麗案”、“杭州飆車案”、“湖南羅彩霞案”、“湖北鄧玉嬌案”等，雖有吸引眼球之處，于司法視角看，仍屬個案。但就是這些個案，在網絡輿論沖擊下，一一發展成為波及全國的公共事件。 

在這樣的民意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聲浪充斥著質疑、批評、指責。案件處在偵查(或補充偵查)環節，法院尚未開庭審理，但“媒體審判”的裁決書似乎已經下達。一些媒體報道與網民評論互相呼應，并隨意使用定性詞匯，以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語言描述案件或當事人，從而給審理案件的法官、陪審員施加了某種看得見看不見的壓力，使本不應成為輿論常態的成為常態。比如認為，梁麗無罪，胡斌應重判，鄧玉嬌系正當防衛，羅彩霞的受教育權應該得到維護。有評論人感慨于此，甚至用了“全民皆法官”來形容這場近乎癲狂的輿論“盛宴”。 

綜觀部分對這些案件的報道評述，其特點主要有： 

對案件作煽情式報道，刻意突出某些事實；偏聽偏信，只為一方當事人提供陳述案件事實和表達法律觀點的機會；對采訪素材按照既有觀點加以取舍，為我所用；斷章取義，甚至歪曲被采訪者的原意；對審判結果胡亂猜疑；未經審判，即為案件定性，給被告人定罪等。 

這些違背法治精神的報道評述似有升級趨勢，應該說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后果，對司法公正帶來了一定威脅。 

在我國,通過新聞媒介對審判機關進行輿論監督，是一種特殊的民主監督形式。現在對某些事件或現象輿論監督的“越位”，已經成為輿論監督實踐中突出的問題。尊重司法，維護輿論監督的嚴肅性，有必要完善報道，避免“媒體審判”。 

首先，堅持報道的平衡性原則，改“一面提示”為“兩面提示”。要給沖突、對立的雙方以表達自己看法的平等機會。 

其次，堅守報道的客觀性原則，避免添加報道者的主觀色彩，改“訴諸感情”為“訴諸理性”。司法是高度專業化的工作，任何主觀感情因素的添加都有可能帶來天平的傾斜，進而影響司法公正。因此，媒介在作類似報道時，應忠實于新聞事實的本來面目，堅持用中性語言來達到傳播目的。 

再次，司法新聞報道應在傳播、普及法律知識，消除社會“知溝”等方面充分發揮功能，承擔起社會職責。只有全社會都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識，輿論才能正確監督司法，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媒體審判”現象。

  來源：瞭望 

  【責任編輯： 付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