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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原始部族首領，根據文獻記載和現有的考古資料表明，他主要生活于古代平陽即今山西省臨汾地區。《尚書序》：“昔在帝堯。”孔傳曰：“堯，唐帝名。”秦嘉謨輯補《世本》云：“帝堯陶唐氏。”《帝王世紀》云：“帝堯始封于唐。”唐地所在，《尚書·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孔傳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孔穎達疏：“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皆在冀州。”《史記·晉世家》云：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唐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云：“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西有唐城，叔虞所封。《史記》：“唐在河、汾之東”，即此。清代山西平陽府即今山西省臨汾市。堯所都的唐地在平陽文獻多有記載，《詩經·唐風譜》孔穎達疏引皇甫謐曰：“堯為天子，都平陽。”《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下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水經·汾水注》：“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并都之也。……水側有堯廟，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西漢平陽縣及北魏平陽故城即今山西臨汾市西南側的古城鎮。《史記·晉世家·正義》云：晉始封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今臨汾市屬翼城縣西的天馬—曲村一帶，發現一處大型的西周遺址，并發現西周墓葬數百座，墓中出土銅器有“晉中違父作旅盉”銘文，“由此證明，天—曲村遺址確鑿無疑地是晉遺址。”在此之前，他們還“曾多次在晉南地區，尤其是在翼城、曲沃、襄汾、洪洞等縣作過考古調查和發掘，發現了大批包括西周早期在內的周代遺址，初步確立了晉文化系統和大略劃出了晉始封地范圍”，這些縣都位于今臨汾市的周圍地區。特別是考古工作者還在襄汾縣陶寺村發現了大型的龍山文化遺址，該遺址地望、相對年代及其文化內涵均與文獻記載的唐堯時代活動地域與社會狀況相符合，所有這些，都充分證明我國上古時代的堯部族最早當生活于今山西省的臨汾地區。
堯作為我國古代原始社會晚期的一位部族首領，他廉潔自律，生活艱苦樸素，后人常為之敬仰而感嘆不已，《韓非子·五蠹》云：“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茅茨不翦，采掾不斵，糲粢之食，藜藿之羹，雖監門之養不敵于此矣！”意思是說堯在擔任首領的時期，其生活狀況是冬天御寒披鹿皮，夏季穿件葛蔴衣，住房樑檁不修飾，飲食是野菜湯和粗糙米，即使是后世看門小吏的生活也比他好上多倍！然而帝堯對于人民群眾的生活卻是關懷備至，《說苑·君道》云：“堯存心于天下，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意思是說帝堯關心著天下所有黎民百姓，只要有一人挨餓，堯就自責說：這是我讓他挨餓的呀！只要有一人受凍，堯就自責說：這是我讓他受凍的呀！只要有一人犯罪，堯就自責說：這是我陷害的呀！堯的這種廉潔自律、心系全民的崇高風格，受到當時廣大部族群眾的衷心愛戴，《尚書·堯典》云：帝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司馬遷用漢代語言解釋《堯典》此文云：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意思是說帝堯像上天一樣對人民寬厚仁愛，像神明一樣充滿智慧。廣大群眾像依附太陽一樣親近帝堯而感到溫暖，他的恩惠像云雨滋潤萬物一樣遍施于全體人民。他作為首領雖然比較一般群眾既富且貴，但并不驕奢淫逸，衣著打扮仍像普通群眾一樣戴著土黃色的帽子，穿著深黃色的衣裳，坐著白馬所拉的紅色車輛。他以身作則，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親近團結各族群眾。各族群眾安定團結，各級首領也明確了自己的職責。于是在帝堯的領導之下，各級首領忠于職守，各個部族合作共事，當時的整個社會呈現出一派和諧相處的局面。
    在社會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之下，帝堯遂率領廣大部族群眾發展社會經濟特別是發展農業生產。他首先率領人們克服自然災害，開始是克服旱災，《淮南子·本經訓》云：“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狶、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兇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中其九日（此句從《山海經·海外東經》郭璞注引《淮南子》所加），而下殺猰貐，……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接著是克服水災，《孟子·滕文公上》云：“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史記·夏本紀》云：“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可’。”通過鯀、禹兩代人的努力，終于治理了鴻水。農業是當時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也是一項季節性很強的生產活動，堯在治理自然災害的同時，為發展農業生產，又派遣專職人員觀察星象，以便準確地掌握季節變化，《尚書·堯典》云：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帝（堯）曰：‘咨！汝羲墍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厘百工，庶績咸熙。”意即帝堯乃指派羲、和兩族的首領，嚴謹地遵照天時運行的規律，根據日月星象運行制定出準確的歷法，告知群眾按歷法規定的季節從事農業生產。并對羲、和二氏說：一個周期為三百六十有六日，多余的時間可置閏月的辦法來構成一個整年。并告誡各級首領各司其責，從而使以發展農業生產為主的各項工作順利地開展起來。
帝堯作為我國古代一位原始部族首領，他在搞好團結各族、“合和萬國”的形勢下，帶領群眾克服自然災害，大力發展農業，是一個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決策。他的這個決策，促進了社會的發展，推動著當時的我國社會迅速邁向文明時代的門檻。他的廉潔奉公、艱苦樸素、心系全民、開拓進取的偉大精神，為世世代代的人們謳歌贊揚，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活于今天的我們，應當研究、借鑒、繼承和發揚這種美好的傳統精神，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構建當今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新的貢獻。
堯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之一。它是以堯舜時代為背景，以傳頌堯的功績為宗旨，以崇尚道德、構建和諧社會為核心內容，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構成的一部分。
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堯舜時代是中華早期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史記·五帝本紀》用四分之三的份量記敘堯舜的事跡。雖然它們屬于“口耳相傳”的傳說資料，其間摻雜某些神話色彩，但不排斥里面包涵著基本的歷史元素，通過考古工作者和歷史學者們利用多重證據法來檢核，越益證明，堯舜其人和堯舜時代存在的可信性。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才蘊育出來堯文化。
據文獻記載，堯的功績有：第一制定歷法，敬授民時。《尚書·堯典》記：“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就是說根據日月星辰的運行制定歷法，向民眾頒布，這是中國古代歷法從火歷轉向陰陽合歷的一大進步。第二，湯湯洪水，命鯀治理。此次治水并不成功，但為后來大禹治水積累了經驗。第三，“協和萬邦”，創建邦盟體制。《尚書·堯典》記載了從“九族”發展到“百姓”，再從“百姓”發展為“萬邦”這一文明化的進程。第四，選賢命“官”，實行禪讓制，即傳禪而不傳子。《堯典》記載了堯傳舜、舜傳禹的全過程，充分反映古代原始民主制推行的事實，我們可以認為這也是可信的史跡。
在傳世文本和新發現的出土文獻中，保存著許多堯事跡的資料，這些資料留傳下來，凝結成被千古以來人們頌揚的堯文化，茲歸納其核心內容，大致包涵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崇尚道德，尊帝堯為道德的楷模；另一方面認為堯是治理天下的圣主，是他開辟了以德治邦的先河。
首先堯文化集中體現了崇尚道德的價值取向。先秦儒家宣揚堯文化，把堯看作是道德的楷模，是遵循天道的偉大人物。孔子是這樣無與倫比地贊美堯的：“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孟子亦有同樣的頌揚。（《孟子·滕文公上》）再如：《大戴禮記·五帝德》引孔子贊頌堯曰：“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豫。”與《論語》的贊語同出一輒。他們對堯的評價代表著一個時代人們對堯身上具備高尚人格的一致贊賞，是對堯文化的普遍認同。正如《郭店楚簡·唐虞之道》所云：唐虞之道“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他們達到了“仁之至”、“義之至”的最高境界。《尚書·堯典》對堯的人格魅力做了如下概括性的描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就是說堯恭敬職守，明察四方，道德純備，溫厚寬容，能夠讓賢，他的道德光輝普照四方，通達天地。
其次，堯文化還反映在政治層面上，即推崇堯是治理天下，構建和諧社會的圣主，是以德治邦的鼻祖。《尚書·堯典》記：“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因為堯“克明俊德”，能團結諸族邦，將氏族組織依次擴展為“九族”——“百姓”——“萬邦”。“九族”是建立在氏族基礎上而集聚成的同姓宗族組織，“百姓”則是以同姓宗族為核心團結異性氏族而結合成的族邦，“萬邦”則是以“百姓”族邦為核心結成更廣泛的邦盟。邦盟是從史前社會向文明社會邁進的過渡期，是早期國家社會形態。堯作為中華早期文明階段著名的邦盟主，為團結族邦，擴大邦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以德治邦，實行禪讓制是實現天下穩定的上策。正如《上博楚竹書·子羔》云：“善與善相受也，故能治天下，平萬邦”，就是說權力地位只有在賢人與賢人之間相授才能平治天下。古人認為唐虞之道最集中最本質的特征是“唐虞之道，禪而不傳。”且稱贊“禪而不傳，圣之盛也。”當時為何實行“禪而不傳”呢？是因為“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上博楚竹書·子羔》）賢是禪讓唯一的道德標準，讓賢是原始民主制的反映。因此，堯文化從政治倫理層面上看就是“尊賢”文化。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政治權力地位在傳承過程中發生變異和沖突時，“堯舜之道”中的“尊賢”思想就反復浮現而受到廣泛提倡。
下面談談堯文化的傳播問題。這一問題當從時間序列的流傳和地域性的擴散兩方面角度來分析。
堯文化的傳播之始，應從堯舜時代堯文化的產生算起，但堯文化真正傳播開來當以《尚書·堯典》撰成年代為標志。《尚書·堯典》是爭議頗大的一篇文章，經學者們多年研究，稱它是堯舜時代的著作，顯然不對，稱它是戰國秦漢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也有“疑古”過頭之失。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一書中所論：“然至少亦必為周初人所作。”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初政治，重人事，輕鬼神，推行周公思想。周公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他繼承和革新傳統思想，吸取歷史資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堯文化。過去有些學者認為“德”觀念是從周公、周人開始有的。現在看來此說值得商榷。“德”觀念是從堯文化就開始有的，它不僅作為衡量一個人的道德標準，而且又是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準則，即要求人們以德待天，以德待人，以德克己，可見周公思想是在吸納堯文化等多元文化基礎上而得到充實且發揚光大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尚書·堯典》是堯文化在西周得到廣泛傳播的重要標志。
堯文化到春秋戰國時代得到更大范圍的傳揚，成為先秦諸子認識自然、社會和人群關系，闡發救世方案的主要思想資源之一。儒、墨、還有道、法諸家毫無例外都評論堯舜禹的功績，從中吸取營養成分。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韓非子·顯學》所論“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新出土的楚簡文獻也多有關于堯舜禹的記載。如：《郭店楚簡·唐虞之道》專門闡釋堯舜的品德及其禪讓制度，突出了尊賢讓賢思想。還有《上博楚竹書·子羔》贊頌堯的高尚品德，并指出讓賢的本質是：“善與善相受”。又《上博楚竹書·容成氏》頌揚“堯為善興賢,堯以天下讓于賢者，天下之賢者莫能受也。萬邦之君皆以邦讓于賢。”堯舜文化在戰國時代成為時代的主流文化。
到戰國時期堯文化的傳播既廣闊又深遠，這是有它存在的歷史背景。首先是因為春秋以來王室衰微，政權下移，天下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事例層出不窮。為穩定社會秩序，重構世襲宗法社會結構。先秦儒墨兩家提出古之賢人政治不失為救世的一種方案。因此，他們就以堯舜禹禪讓史實為例，把它作為一個理想模式加以宣揚。豈不知這是一個過時的藥方，在私有制發展的社會中，此路不通，要想使禪讓制再現，只能成為不可企及的幻想。
戰國時代社會發生了急劇變革。社會上人們對道德標準的價值追求產生了多元化傾向，并派生出道德危機感。于是，崇尚道德，講究溫良，重視民生成為部分知識精英倡導新道德重鑄的關注點。堯文化涵蓋了以上這些內容。因此戰國時期思想家們倡導堯文化，運用堯文化資源來重構心目中的倫理道德體系，自然就收到了恰合時需的功效。
戰國以后，堯文化綿延不斷流傳下來，且滋潤著中華民族的心田。歷代統治者根據自身統治的需要，倡導堯文化，使它變成物化形式，從而體現在敬拜堯帝的祭祀文化中，在全國許多地方修建了堯廟、堯陵、堯祠。（以下參閱馬興博士論文《堯舜時代研究》大概從西周時代開始有了祭堯典禮，此后西漢高祖以堯后自居，置祠祀官，祭祀堯帝。直到元明清以來建堯廟、祀堯典活動記載不斷，有時把堯作為祖先崇拜，也有時尊為先帝祭祀，后來還有把堯作為圣師崇拜。再從文獻記載的堯廟、堯陵的分布來看，除山西、河北、山東、河南這些中原地區外，甚至擴散到江蘇、安徽、江西、廣西、廣東等地。人們去堯廟、堯陵、堯祠祭拜，反映出中華民族在血緣上和文化上對堯文化的認同。 

來源：堯文化研究網

  【責任編輯： 邱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