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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汾新聞網訊 陶寺遺址考古跨越半個多世紀，凝聚了幾代考古人的心血。考古研究歷時長、成果豐，再現了帝堯的偉大國都，再現了中國起源的文明史，也給后人很多啟示。

    曾被認為是龍山時代遺址

    20世紀50年代，考古調查便發現了陶寺遺址，當時認為這是一處龍山時代大型遺址。

    1978—1984年，為了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遺存，發掘了與文獻所謂的“夏墟”有聯系的陶寺遺址，發現了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墓葬1000多座。其中大貴族墓葬6座，出土了陶龍盤、陶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震驚海內外，確定了陶寺文化。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自1979年以來，兩次赴陶寺遺址考察，早在1985年，他就預言：“陶寺遺址的發現，為中國考古學增添了重要的一頁。盡管暫時還沒有挖到城，還沒有發現城墻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礎，我仍然認為，這里就是一處古城。”他的理由是，一般的村落遺址不會有那么大的墓群，達不到那么高的水平。

    20世紀末，陶寺考古工作以尋找城墻為中心。2000年，考古專家們發掘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北墻，2001年確定了東墻和南墻。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確定，面積達280萬平方米。隨著發掘的深入，陶寺早期城址也重見天日。

    2013年以來，隨著挖掘的不斷深入，研究人員對陶寺早中晚期城址結構及其布局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發掘了宮城、手工業區等，將陶寺文化研究推向高潮。

    重要學術判定需要科技檢測支撐

    在考古發掘的同時，結合科技檢測、歷史文獻、傳說等多角度進行的考古研究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由于陶寺文化十分久遠，與文獻和傳說相比，考古發掘與鑒定更具有重大意義，而這個過程離不開現代科技的深度參與。

    據何駑介紹，在陶寺遺址研究中，現代科技的運用非常普遍，很多重要的學術判定需要科技檢測來支撐。研究中，動物考古、冶金考古等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利用國際動物考古學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人員發現陶寺晚期綿羊養殖業突飛猛進發展，不僅規模大，而且綿羊死亡年齡偏大，并據此推斷綿羊養殖主要不是為了食肉，很有可能與奶制品和羊毛紡織有關。無論是羊奶還是羊毛，都不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傳統生業，由此可見，陶寺晚期可能有外來人口入主，雖還不能下定論，但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石峁集團”。

    利用人的鍶同位素測定，可以探索人和動物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經過測定，陶寺晚期有70%的人是外來人口，表明陶寺晚期政權動蕩可能與外來因素有很大關系。

    冶金考古也不得不提。陶寺遺址曾經出土了4件銅制品和1件銅器口沿殘片，經科學檢測，都是紅銅鑄造而成。這一檢測結果為陶寺冶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意義，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支撐。銅器的鑄造和使用，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飛躍的標志。

    陶寺紅銅測定結果表明，在二里頭青銅時代之前，中國有過一段紅銅鑄造時代，特點是純銅鑄造。事實上，我國西北地區的齊家文化雖然也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銅器，且時代與陶寺遺址大體相當。但是，這些銅器器形小而簡單，以小刀為多見，未見容器，且大多是冷煅而成，只有少數用范鑄，合范鑄造的就更為稀少。而陶寺出土銅器全部系范鑄而成，銅鈴更是用合范鑄造，顯示了當時的冶金技術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西方紅銅雖然應用比陶寺早，但當時是天然銅鍛造而非鑄造。

    此外，采用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儀，對天然石灰石、人工燒制石灰的碳化產物以及采自陶寺遺址和殷墟遺址的白灰面進行檢測，了解其在晶體無序度方面的差異，為人工燒制石灰石的判定提供了一種簡便、有效的新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判別，陶寺和殷墟遺址的白灰面很可能是采用人工燒制石灰所制備的，表明中國古代先民在距今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已掌握了石灰燒制技術。

    探索文明起源要走出神話傳說

    目前，隨著考古發掘與研究的不斷深入，陶寺文化研究脈絡逐漸清晰。據何駑介紹，目前陶寺文化性質基本已成定論，接下來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通過研究分析修正一些觀點。

    2013年至今，宮城城址的發掘是重點，這一進展對陶寺早期、晚期城址布局和結構的看法，有很大影響。同時，對陶寺晚期的社會動蕩有新的認識。原來以為陶寺早期城址只有外郭城，沒有內城或宮城。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發現其實是沒有外郭城，而有宮城，南邊還有個小城。中期城址原來不知道有宮城，現在發現是外郭城和宮城構成的雙城制。隨著晚期宮城的發現，在城北發現一個祭祀地壇，宮城城墻被重建過，推翻了以往認為晚期沒有城址的看法。

    以前的觀點認為陶寺晚期社會動蕩，主要原因是城內部階級矛盾，早期和中期不同血緣家族掌權的矛盾埋下了禍根，早期的后人將中期統治推翻。現在，隨著陶寺考古資料的進一步豐富和石峁考古的突飛猛進，大家認識到陶寺晚期社會動蕩可能內因不是主要的，外來入侵可能性更大。

    談及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何駑介紹，主要是向更深更廣更細方向進行，一方面是宮城城址的細化，另一方面是發掘手工業區，試圖了解手工業基本結構、產業鏈結構、社會組織、產出、消費等問題。

    何駑說：“探索文明起源，能否走出神話傳說，是中國考古學不可避開的話題。陶寺與堯的關系，與三皇五帝的關系，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會逐漸從歷史塵埃中顯現出來。” （摘自6月5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霍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