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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蔣介石計劃撤銷保定、張垣、太原等綏靖公署，另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統一指揮華北軍政。

當時國民黨在華北的幾員重量級的人物是：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傅作義、保定綏靖公署主任孫連仲。蔣介石對這幾個人的看法：

李宗仁，一是在抗戰后處理美、蘇國際關系問題上，與蔣介石有分歧，李主張站在中立的立場上：二是在競選副總統問題上，蔣支持孫科;三是李任北平行轅主任兩年以來，工作無所起色，現在戰局形勢日漸對國軍不利，怎么再能任李負華北重責!

閻錫山一流的經濟家，二流的政治家，三流的軍事家。閻搞經濟無疑是把好手，當時能把山西搞成全國的模范省。要說搞軍事就遜色多了，閻錫山自從1927年參加北伐以后，幾度向外發展，一出娘子關就均告失敗，可見閻也難當此任。

孫連仲面對華北這么大的攤子知難而退。早在1947年4月陳誠從東北返回途徑北平時，孫連仲就向陳積極推薦由傅作義擔任“華北剿匪”總司令。

除了上述三人，蔣介石放眼全國，好象再找不到更佳人選。

的確，傅作義作為第12戰區司令長官，13年抗戰戰功卓著，抗戰后與共產黨爭奪地盤，一邊打晉綏，一邊打晉察冀，東殺西戰，三戰三捷，所向披靡，由傅作義出任“華北剿匪總司令”，無疑是最佳人選。

于是，在1947年11月26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北平。先見到孫連仲，與孫連仲商談由誰出任“華北剿總”一職，孫還是積極推薦傅作義。蔣介石對孫連仲說：“明晨召開軍事首長會議，你可以將此意見提出。”27日上午9時，蔣介石在中南海懷仁堂北平行轅召開高級將領會議，孫連仲即席提出：“華北軍事力量應該統一指揮，以調傅宜生(傅作義)將軍擔任‘華北剿匪’總司令為宜”。傅作義當即站起推辭。28日上午9時，蔣介石在懷仁堂召開華北各省市主席、市長以及軍師長以上高級將領會議。即席宣布統一“華北剿匪”軍事指揮機構，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調任傅作義為總司令。

1947年12月3日，國民政府令：正式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

按理說，傅作義對出任“華北剿總”并不感興趣，因為他看到國民黨政治腐敗，人心渙散，軍事無能，經濟崩潰，就是美國也挽救不了危局。他只想經營好他的察、綏兩省，坐觀全國形勢的發展。但作為軍人，他又不得不接受這一任命。

1947年12月5日，傅作義在張家口宣布就職“華北剿匪”總司令后飛抵北平，7日在北平中山公園中山堂的集會上發表了簡短的就職演說。

仔細分析傅作義的思想軌跡，他也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在不斷地變化著。抗戰勝利以后，他不愿意打內戰，4次向蔣介石提出辭呈，均被蔣復電“慰留”。

1946年10月1日傅作義奪取張家口以后。第二天蔣介石就下令召開偽“國大”會議，計劃任命傅作義為察哈爾省主席，傅積極推薦他的心腹愛將董其武接任他的綏遠省主席，這樣，察、綏兩省都成為他的勢力范圍。15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傅作義為察哈爾省主席，董其武為綏遠省主席。16日國民政府又任命傅作義為“張垣綏靖公署”主任。

據董其武在回憶傅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談到：當董其武接任綏遠省主席，董從綏遠去張家口拜謁他的老上司傅作義，在傅的辦公室，傅同董談話時問到：“其武，咱們為誰打仗?”這突如其來的問話，使董一時摸不著頭腦，半晌答不上來。傅又催問，“其武，咱們究競是為誰打仗?”董說：“你說為誰哩?咱們的口號不是替人民服務，為國家負責，要求政治上民主，經濟上平等嗎?”傅說：“是的，我們的口號是這樣的。可是，咱們究竟為哪種人服務哩，為什么樣的國家負責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經濟上是不是平等呢?”停了片刻又問：“我有多少好朋友，有學識、有地位，都向共產黨那里跑，這是什么道理呢?”。董說：“人家看見政府黨派分歧，腐化無能。”傅又問：“有多少青年學生也向共產黨那里跑，這是什么道理?”董其武回答：“青年學生是求進步的!”傅停了片刻，又問：“蔣先生有意讓咱們到北平去，你看怎么樣呢?。”董說：“干脆不去。”傅問：“為什么哩?”董說：“讓咱們到北平去，是想讓咱們擔當華北的責任。我看，咱們不去給他擔當這個責任。”董當時認為，只要他們把察、綏兩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到水落石出。傅同董的那次談話，說明了他內心產生了矛盾，開始向往人民政權。

在這之前，傅作義將軍還經常給董其武說這樣的話：“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復興，除此別無他求。自己沒有能力使國家統一，民族復興，誰能使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我們就跟著誰干!”有一次，傅將軍去看望攻打張家口時俘虜的解放軍傷病員。回來的路上，心情非常沉重，自言自語連著說：“這是為什么?這是為什么?這簡直是造孽!”表明他內心對打內戰的痛苦。

1948年春天，董其武在北平開完會，去西郊傅將軍辦公室辭行時，二人談了很多話，最后傅用試探的口氣說：“其武，夸年就是咱們的生死關!”董說，“已經走上這條路了，走到哪算哪吧。”他沉默了一會，興奮地告訴董，“不要緊，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這句話當時董還不太理解，事后他才知道，傅將軍說這句話，是在充分分析了國內的政治、軍事形勢后，經過一番思想斗爭而得出的結論。

“北平和平”是傅作義將軍在十分困難而又復雜的形勢下，克服重重阻力，掃除大量障礙，冒著生命危險實現的。

最大的阻力來自蔣介石。早在1948年11月初，遼沈戰役剛結束，在南京政府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就用封官許愿的伎倆，拉傅將軍南撤。蔣先讓他兒子蔣經國到飛機場接傅，住下后何應欽出面做傅的工作，之后蔣又邀傅到他的官邸，舉行小型高級秘密會議。會上，蔣一方面大罵陳誠、熊式輝丟掉東北，一方面卻對傅將軍慰勉有加。當即向傅再次談了他的安排：調傅任東南軍政長官，華北部隊完全南撒，此后所有國軍部隊都歸傅指揮，利用長江天險，加強長江防御。對于蔣介石這種安排的含意，傅將軍心中是清清楚楚的。但他不能斷然拒絕，只能裝出滿有信心的樣子，對蔣說。“我對華北局勢還不象別人所說的那么悲觀，我自信還有扭轉華北危局的辦法。南撤方案，非萬不得已時不宜實行。因為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東南是偏安，歷史的教訓值得深思。蔣介石同意了傅的說法，傅安全返回北平。回平一兩天后，傅將軍即通過他的女兒傅冬(中共地下黨員)轉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請派南漢宸同志來北平商談和平合作事宜。

12月13日，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城。此時，蔣介石還不知道傅將軍與共產黨暗中有聯系。為了保住平津軍事實力，蔣先派軍令部長徐永昌飛到北平，要求傅將軍先把部隊分兩路撤到塘沽和青島，待機南撤。傅將軍以種種理由，回絕了徐永昌。這時，北平城內的市民、工人、學生要求和平的呼聲很高，蔣介石對傅將軍的所謂“扭轉華北局勢的辦法’，開始產生懷疑，揣測傅可能與中共和談。于是，在徐永昌返回南京一、二天后，蔣又派國防部次長鄭介民帶著蔣介石給師以上軍官的信(每人一封)來北平。鄭表面上要大家都聽從傅作義將軍的指揮，暗地里卻與蔣系部隊師以上軍官秘密晤談。鄭介民對傅說：部隊南撤以后，我聽你的命令和聽委員長的命令一樣。”對鄭介民，傅作義將軍仍象對付徐永昌那樣，將他打發走了。蔣介石不久又派次子蔣緯國到平，再次勸傅南撤。蔣緯國見傅時，轉達蔣介石的親筆信，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表示對傅信賴、倚重，盼傅率部突圍。傅將軍婉言拒絕。此時美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對傅也大耍政治手腕，說今后美國要把美援直接支持傅，他的太平洋艦隊將全力援助傅。此時傅作義將軍同共產黨之間的和談，正多方秘密進行中。對于白吉爾的拉攏和許愿，傅巧妙而堅決地回答說：“我是個地方負責人，此等事應該向我中央政府去說。”還說;“中國人的事，中國人自己辦得了……

平津戰役整個軍事部署情況是：傅作義的嫡系部隊都在平津西線，在北平城，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的兵力大于傅部十倍，遍布北平城內各要害防地。這是傅作義將軍進行“北平和平”的又一重大障礙。北平圍城中，原來的布防大體是：天安門以東為蔣介石嫡系石覺的第九兵團;天安門以西為蔣介石嫡系李文的第四兵團。傅將軍所屬的一個師駐防德勝門、西直門一帶，兩個師為總預備隊。這種態勢對傅作義將軍走和平的道路極為不利。為防止意外，順利實現北平和平，他果斷地將蔣系部隊的建制打亂，使其互相制約。同時，調整要害防地的部署，用自己的部隊替換蔣系部隊。如北平城內的制高點景山，原由蔣系13軍一個師扼守，后來由35軍l7師接防。

事實證明，傅將軍所采取的這一重要措施，為勝利實現北平和平掃除了障礙。1月21日，傅將軍便向他所指揮的師以上高級將領宣布了與共產黨達成的協議。北平實現和平時，蔣系部隊的將領雖然內心反對，但也無法動作。兵團司令李文、石覺和軍長袁樸，只好要求傅放他們回南京。北平城內各部隊，得到北平和平的命令后，秩序穩定。在當時那樣復雜的情況下，能取得這樣好的結局，不僅為各界所稱道，而且連傅將軍本人也很自慰。

2月21日，董其武到北平見傅作義將軍時，傅語重心長地對董說：“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著三個死：一個是和共產黨打了幾年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蔣介石的特務和他的嫡系，隨時都會殺害我;三是咱們內部不了解情況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拼著三個死，決心走人民的道路，現在終于成功了!”這充分顯示了傅將軍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置個人榮辱、生死于度外的大無畏的愛國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