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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貝時璋和錢學森兩位長者仙逝的消息時，正送孩子去上奧數班。

跟孩子說起這兩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她一臉茫然。也難怪，學奧數、參加華羅庚數學競賽的很多孩子，連華羅庚是誰都不知道，何況其他。

不只是孩子。跟學生家長聊起兩位先生，對錢老有印象的還算不少，但說起貝時璋，大多數人也都是眼神飄忽，表情茫然。

媒體倒是格外地熱鬧。從貝老“學問要看勝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的恬淡，到錢老“我姓錢，但我不愛錢”的風骨；從貝老每天“4片復合維生素B、6片維生素C”的養生秘訣，到錢老與蔣英珠聯璧合的美滿婚姻……邊邊角角的故事都被挖掘出來。如山的景仰，似水的追頌，卻掩不住痛悼者痛定思痛的一問：為什么我們總要等這些厚厚的書本永遠合上之后，才想起來匆匆地翻開？

我們太忙，找工作、買房子、評職稱、發論文、找經費、要項目，紅塵滾滾中放張平靜的書桌并不容易。我們太急，60年過去，諾貝爾獎、菲爾茨獎、圖靈獎年年花落他家，玩命拼搏也只是爭個SCI論文數世界第一。我們太糾結，日思夜想將孩子送到哈佛、耶魯、牛津、劍橋，巴望著名揚天下、光宗耀祖，卻只懂得教他們抄N遍、背N遍、做N次……

為什么現代科學起源于西歐而不是中國？李約瑟為這個難題苦苦思索了40年。為什么黑云壓城的救亡圖存中，我們出了蔡元培、任鴻雋、李四光，顛沛流離的避難之路上我們出了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而今天能與其比肩者依然如鳳毛麟角？這個難題，是否也要困擾我們另一個40年？

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國新聞周刊》特地請了9位名人給40年后的中國寫一封信。法學家江平、前審計長李金華、戲劇家魏明倫、詩人北島、圍棋名手陳祖德……真正屬于科教界的人不多，但幾乎毫無例外，他們都談到了中國的教育、中國的科技、中國的文化。

“我們國家的經濟目前處于與全世界競爭的狀態，而我們的文化沒有”，這是魏明倫的感慨；

“上學時不再背著沉甸甸的書包，很少有孩子戴近視眼鏡，分數和名次也不再是衡量學生的唯一標準”，這是李金華的期待；

“早日從物質主義昏夢中醒過來，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這是北島的呼喊；

而憧憬“中國世紀”的江平則認為：“中國世紀”的真正標準，“并不僅僅是中國的經濟在總量中居于世界第一，更是中國的政治文明、科學文明以及文化的文明是否得到世界上多數國家和人民的認可，是否讓多數國家和人民樂于去效仿”。

就在貝老和錢老離世前一個多月，比貝時璋小74歲的浙江大學歸國博士涂序新，選擇了離開。遺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在此時刻，我認為當初的決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發展完全沒有預計……國內學術圈的現實：殘酷、無信、無情。”

這當然是一樁極端的個案。但對教育的弊病、科研管理的弊病、學術環境的弊病，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不會視而不見。

遠的不講，就說我自己。明明知道孩子不喜歡奧數，可為了上一所好點的學校，仍要逼著她學；明明知道快樂和熱愛是成才最大的動力，卻無奈地選擇“適應現實”，因為它比“對抗現實”也許更容易。由于職業的關系，我對貝老、對錢老、對科學大師的了解，比一般人稍多一點，但我給孩子講過嗎？我會時時以他們自勵、向他們看齊嗎？

漫天大雪，飄落在深秋的北京。一群奧數班的孩子，正從周末補習班魚貫而出。就在這個城市里，兩位曾經改變世界的科學巨匠，心臟停止了跳動。大雪消散時，他們將融入大地，化為科學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閃光的片段。這思想的燭光，將怎樣照亮未來的人們？而這群無邪的孩子們中，下一個貝時璋、錢學森又在哪里？（人民日報 楊健）

來源：新華網

  【責任編輯： 李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