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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浙江省溫州市一加油站附近停著數輛罷運的出租車。從當日清晨6點起，溫州全市約有三分之二的出租車停運。同時，在該市惠民路、黃龍街區、雙嶼汽車站周圍等數處，有一些出租車被砸。事件發生后，溫州市政府和警方已啟動緊急預案，一方面積極組織車主恢復營運，另一方面緊急調來100多輛公交車解決市民出行，同時對8名砸車的肇事者實行傳喚。目前事件正在處理中。新華社發（吳水斌攝）

出租車停運并非溫州獨有。近年來，重慶、甘肅、海南、廣東、湖南等地的一些出租車都發生過因不滿運營成本過高等原因導致收入下降而進行的停運。相繼發生的停運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當地政府高度重視。盡管經過主管部門的緊急協調，這些停運事件都很快平息，運營秩序恢復正常，但有關出租車這一公共服務行業管理體制方面存在問題的思考卻遠未結束。
 
一開始，對出租車行業管理的批評集中指向政府把出租車經營權出讓給公司，由出租車公司聘用司機統一管理的體制上。很多人包括一些專家和深入調查過出租車行業內幕的記者都認為，由于出租車管理公司事實上壟斷了從政府那里有償得到的運營權，從而有條件盤剝司機的勞動，導致“份錢”畸高。在油價上漲、車輛折舊加快、私家車增多、“黑車”搶活的背景下，出租車司機不堪重負，引發集體停運事件。根治的辦法只有改變大多數城市現行的出租車公司統一經營的模式，而擴大個體出租車經營者數量。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輿論普遍看好并積極評價溫州出租車經營管理模式，認為把運營權拍賣給個人能有效克服上述弊病，應該作為出租車行業管理改革的方向。

但事實證明，這樣的想法過于簡單。從上世紀80年代起，溫州出租車營運證就徹底放開市場化運作，實行投標拍賣。雖然營運證的拍賣價格從20萬元到120萬元一路走高，但這些營運證大多都被個體經營者得到。從理論上講，溫州從一開始就沒有形成壟斷性經營的局面，靠吃高“份錢”的公司壟斷“食利階層”并不存在。但隨著市場的發展，很多原來有營運證且自己開車的個體經營者逐漸把車轉租出去，雇人開車，自己當起了小老板，收起了“份錢”。原本試圖避免公司壟斷經營弊端的努力還是失敗了，個體戶經營依舊走上坐收“份錢”的老路。更有一些個體經營者為了安全保險起見，不直接將出租車轉包給外地司機，而是轉包給“中介人”或中介公司，由他們負責保全車輛。變相的出租車公司經營還是出現了。

溫州模式和公司模式的“殊途同歸”表明，只要是稀缺或是有著較高準入門檻的市場經營權，經過市場競爭的洗禮，一定會形成事實上的資方。而那些無法邁過門檻獲得經營權的勞動者，只能作為勞方提供活勞動，獲得參與經營、掙得報酬的資格。資方和勞方間的利益分配如果沒有一種外部的力量和機制進行平衡，因雙方所處的地位、掌握的資源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利益的天平必定朝資方傾斜。當這種傾斜積累到超出勞方可承受的限度，勞資沖突必然發生。

從根本上平衡勞資利益，化解勞資矛盾，需要建立一種雙方能夠有效對話、協調關系的溝通機制。對于人數較多、相對分散的勞動者，需要通過工會特別是行業工會組織，就自己的經濟權益和經營者展開協商。而政府行業主管部門作為中立方，發揮通過制定行業管理法規，依法進行管理、監督以及幫助雙方協調的作用和職能，把工作做在平時，做在事前，避免成為平時撒手不管，出了問題收拾爛攤子的角色。

從現實情況看，各地出租車司機的行業工會或沒有建立，或徒有虛名，沒能真正擔負起切實維護出租車司機基本權益的職責。當利益矛盾積累到無法承受且缺乏有效溝通協調機制之時，采取集體停運這種社會影響大、解決成本高的“下策”也就在所難免。目前的當務之急雖是盡快采取有效應急措施，恢復城市出租車運營秩序，確保城市交通服務正常運轉，但從長遠看，加強行業工會建設，深入研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業工會如何有效維護員工的基本權益，形成和諧共贏的勞資關系，則是更為重要的治本之策。（王甘武）

來源：新華網

  【責任編輯： 李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