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汾新聞網訊 “只要這個人進入我的視線，我一定會把他真實的一面拍出來給大家看！”從《黨員媳婦蓋金芳》《大學生村官郭科利的故事》《軍官·村官·任玉林》到《山莊書記郝蘭珍》《那山那人那狗》《村醫賀星龍》……13年間，翼城縣黨建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高本增跟蹤拍攝基層典型人物，用紀錄片的形式講述著廣袤鄉村的山鄉巨變、基層人物的執著奉獻。
今年58歲的高本增自1982年至今，一直在翼城縣委組織部工作。能和“攝像”這個行當結緣，還得從1994年翼城縣委組織部與翼城縣電視臺合辦的“偉大工程”欄目開始說起。這個欄目是為報道農村基層黨支部在黨建工作中取得的優異成績而開設的，每期節目他都會跟著電視臺的記者、攝像師一同前往拍攝地點，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攝像這門專業深深地吸引了高本增。
2003年，高本增聽說了翼城縣南唐鄉云唐村黨員蓋金芳的故事后，決定用攝像機把她的事跡記錄下來。蓋金芳的丈夫因突發心臟病病逝，家里還有兩位高齡老人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家庭的重擔全落在蓋金芳一個人身上，樸實而善良的她打動了高本增。他拿起攝像機，一拍就是五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黨員媳婦蓋金芳》。2009年，這部紀錄片在全國第十屆黨員電教片觀摩評比中獲得了一等獎。
“一開始，我都不知道咋用攝像機，更別提拍紀錄片了，就向在電視臺工作的朋友請教、買專業書籍看、從網上查資料，慢慢地發現，自己可以拍幾個小短片了。”高本增是翼城縣南梁鎮中賀水村人，上中專之前，在中賀水村當過團支部書記和村委會副主任，后來考上了曲沃農機校，專業是農業機械。沒有學過影視方面知識的高本增，通過自己的努力，掌握了一些關于拍攝影片的基本要領。“拍了蓋金芳不少素材，導到電腦上后，我傻眼了……”不會剪輯影片，讓高本增犯了愁，“我可不能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打退堂鼓，我不會拍，不會剪，可是我會吃苦！”2008年，高本增托在北京做影視剪輯工作的朋友幫忙剪輯片子，為了達到自己心里想要的鏡頭效果，高本增吃、住都在朋友的工作室里，累了就睡在沙發上，餓了就泡碗方便面，用了一周的時間完成了這部作品。
隨著拍攝的故事越來越多，高本增的拍攝范圍也越來越廣，方便起見，他給自己改造了一輛“房車”。“我把車后排的座都拆了，架起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床底下我做了幾個箱子，放我的攝像機、三腳架、被褥、雨傘……我把窗戶里面訂了層窗紗，夏天在車里睡覺，蚊子進不來還通風。這樣外出拍片時，晚上我就住在車里，比較方便。”2011年，高本增用兒子結婚的買車錢給自己買了輛依維柯汽車，并把它改造成了適合自己拍攝用的“房車”。
兒子問他：“爸，你咋買了輛這車？以后不開了，二手都賣不出去。”高本增回答說：“我拍片子，還不開它十年？”兒子沒有跟父親爭執下去，他打心眼兒里心疼老父親，他給父親買了沖鋒衣、皮褲、棉靴，只希望讓父親在寒冷的冬天外出拍攝時穿得暖暖和和的。
為了拍攝大寧縣徐家垛鄉樂堂村村醫賀星龍的故事，自2013年至今，他去了樂堂村15次，前前后后有近100天。天氣熱的時候就住在車里，冷了就住在賀星龍家的窯洞里，與賀星龍一起吃飯、一起外出。為了真實地反映賀星龍“隨叫隨到”的出診原則，他不顧下雪天惡劣的氣候條件，硬是尾隨賀星龍前往患者家出診，結果路上不慎摔倒，左膝蓋嚴重受傷……2014年11月，高本增到北大人民醫院醫治膝蓋，醫生說要等半個月才能進行手術，為了真實展現賀星龍冬天出行的艱難場景，他放棄了治療，回到樂堂村繼續跟拍，直到今年4月份在家人的陪同下才去北京做了手術。
“你圖啥？年紀不小了，刮風下雨都攔不住你拍這個拍那個，你看看你這一身病！”看著丈夫至今還沒好利索的腿，高本增的妻子韓香芬心疼不已。
這些年，高本增的拍攝對象都是農村里的典型人物，為什么要拍這些人呢？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以前在村里當過干部，我深知農村人的不容易，我拍的這些人個個都是好樣的，跟拍他們讓我受益匪淺。就拿賀星龍來說，他能十五年如一日給老百姓上門看病，還不收出診費，我咋就不能跟他100多天，把他的故事拍出來？他們都是值得我這樣做的，只要我還能走動一天，我就要跟拍他們一天！”高本增說著自己的拍攝初衷。
近幾個月來，高本增正在跟拍襄汾縣鄧莊鎮鎮長馬健，他說：“我想在自己腿腳還利索的情況下，多拍幾部紀錄片，把這些典型人物的事跡拍出來，傳遞一份正能量給大家”。
記者 劉靜
責任編輯：秦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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