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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慶海在看X光片。   資料圖

　　臨汾新聞網訊 “說起剛參加工作那會兒，你們都不信，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表，就是我們衛生院的‘三大件’，而且，血壓計還得輪換著用。”

　　“21間土坯房，七八個人，每月的工資僅有18塊錢。那個缺醫少藥的年代，想要買一瓶青霉素、葡萄糖、B12都難。”

　　走進襄汾縣濱河公園旁的一個居民小區，寬敞亮堂的三居室，各類家用電器一應俱全。已經退休在家的趙慶海和老伴正在客廳里有說有笑地看著電視。說起改革開放，老趙的話題一下回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隨著時間的軌跡，一份珍藏了40多年的從醫記憶如涓涓細流般流淌出來。

　　18歲參加工作，從一名學徒開始，一步步成為襄汾縣大鄧鄉衛生院骨科大夫、副院長，一位享譽十里八鄉、方圓五縣的知名骨科名家。趙慶海的切身經歷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來基層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變化。

　　趙慶海清楚地記得，改革開放前的那幾年，大鄧鄉衛生院用“三土”（土方、土法、土藥）“四自”（自種、自采、自制、自用）方法生產制作葡萄糖、板藍根、柴胡等40余種藥品，曾作為典型在全省醫療衛生系統推廣學習。當時一位遠在襄汾河西的村民高燒不退，想輸葡萄糖，哪兒都找不到，硬是跑了50多里路，找到了他，才買了一瓶。“這些沒有生產廠名、廠址、衛生許可證的‘三無’產品，在當時可是搶手貨。藥品短缺，真是沒辦法。”趙慶海感嘆地說。

　　1978年，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了。一次去太原進藥品原料時，醫藥公司的朋友告訴他，“國家將進一步規范藥品生產管理，要在山西大同市、昔陽縣等地新建幾個正規的制藥廠。”果然，此后藥品逐漸豐富了起來，趙慶海的自制藥沒了出路，正規藥占據了市場，所謂的“三土、四自”逐漸成了歷史。

　　1979年，一次偶然的機會，趙慶海得知省衛生廳在運城市解州鎮有個骨科學習班，早就決定“改行”的他果斷報了名，這也成為他進入骨科領域的敲門磚。勤奮好學、細心鉆研的趙慶海很受師傅的青睞，當時有七代御醫之后美稱的“解州名醫”胡品三老先生把一套俗稱“肉粘骨”的摸骨手藝傳授給了他。這套手藝，能摸到當時連X光機都拍不到的細微骨折。學成歸來，他很快有了些小名氣。這一年，趙慶海每月29.5元的工資已經領到了第七個年頭，當時鄉鎮衛生院的很多人還是小集體身份，沒有編制，不能調資。

　　1984年，大鄧骨科醫院掛牌成立（與大鄧衛生院一個機構兩個牌子），院里還購置了第一輛救護車。“以前交通不便，老百姓有個腰疼、腿疼都扛著，聽說家門口有了專門的骨科醫院，很多人都愿意來瞧瞧。”當時的《臨汾日報》還以“山不在高有仙則靈”為題，報道了他們舉辦專科、方便群眾的事跡。每談到這些趙慶海的臉上都充滿了自豪。

　　1985年，國家規定，凡經過考試、考核且達到醫生水平的“赤腳醫生”，可以成為“鄉村醫生”。3年后，有了編制的趙慶海順利通過了職稱考試，取得醫師資格。這意味著他不僅可以根據工作年限來調資，還可以憑職稱給工資提檔。

　　上世紀90年代，鄉鎮衛生院的醫療條件有了很大改善。1993年，趙慶海的辦公地點從土坯房換到了二層樓房，22間18平米的辦公用房成為他的新陣地，200毫安的X光機取代了50毫安的老式X光機。6年后，又新上了C型臂X光機，手術的成功率提高了不少，而且將原來4個小時的手術縮短至30分鐘。當時，衛生院有38名醫務人員，一天接收的病人多達五六十人，最多的時候，趙慶海一天做過8臺手術。到90年代末，趙慶海的工資漲到了700多元，比剛參加工作時翻了好幾番，而且開始繳納城鎮職工醫療保險。

　　進入新世紀，改革紅利不斷釋放。2003年，襄汾縣被確定為全省首家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老百姓看病能報銷了，看病難、看病貴、看不起病的難題得到有效緩解。每每看著患者生病住院治療后領取醫療保險的情景，趙慶海的心里比蜜還要甜。

　　2013年，在基層衛生院干了一輩子的趙慶海退休了，退休前，他領到了績效工資。

　　2016年，已經退休在家的他聽說縣里推進基層首診、分級診療、雙向轉診的就醫新機制，下沉優質醫療資源，逐步實現縣、鄉、村三級診療的分工協作和信息共享。衛生院里不僅配套了健康體檢、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等工作用房，還用上了四維彩超機、螺旋CT掃描機、數字化X線攝影系統等多種先進醫療設備。趙慶海比自家有了喜事還高興。

　　如今，趙慶海的一雙兒女也相繼從醫，和父輩相比，他們少了許多無奈，卻和父親一樣有著對新的醫療改革的期待。

　　最近，65歲的趙慶海還簽訂了一份家庭醫生服務協議書，不僅有自己的健康檔案，每年還有免費的檢查項目和健康狀況評估。“一輩子給別人看病，現在竟然享受到了家庭醫生的上門服務，以前做夢都沒想到。”趙慶海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焦玉龍 王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