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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澤偉博士 武漢大學法學院與中國邊界海洋研究院教授

2016年7月12日，應菲律賓共和國單方面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臨時仲裁庭”（以下簡稱“仲裁庭”）作出了所謂的裁決。然而，從“仲裁庭”的組成及其運行來看，該裁決不但是非法的和無效的，而且“仲裁庭”強行擴權破壞了國際法律秩序。

1.“仲裁庭”的組成沒有體現亞洲法律文化。

“仲裁庭”是由如下五名仲裁員組成：加納的托馬斯·門薩、德國的呂迪格·沃爾夫魯姆、法國的讓—皮埃爾·科特、荷蘭的阿爾弗萊德·松斯、波蘭的斯坦尼洛夫·帕夫拉克。可見，“仲裁庭”有四人為歐洲人、一人為非洲人，而沒有一人為亞洲人。

按照《國際法院規約》第9條的規定：“應注意務使法官全體確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系”。同樣，“仲裁庭”的組成也應當遵守類似的規定，確保仲裁員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和各主要法系。因此，“仲裁庭”在裁決兩個亞洲國家間的案件時，亞洲籍仲裁員的缺位無疑會影響該裁決結果的公正性。

2.“仲裁庭”無視菲律賓提起仲裁事項的實質是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問題。

雖然中菲南海爭端比較復雜，屬于多層次、且具因果關系的法律爭端，但是究其實質為：兩國有關黃巖島和“卡拉延群島”的領土主權爭端，以及兩國因海洋權利主張重疊而形成的海域劃界爭端。然而，中菲間的領土主權爭端和海域劃界爭端，既沒有被菲律賓提交仲裁，也不涉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釋或適用，因此超出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調整范圍和“仲裁庭”的管轄權范圍。

3.“仲裁庭”罔顧中國在南海所享有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中國在南海的活動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中國最早發現、命名和開發經營南海諸島，最早并持續對南海諸島實施主權管轄。因此，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1947年中國政府對南海諸島進行了重新命名，并于1948年在公開發行的官方地圖上標繪南海斷續線。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領海的聲明》和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均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包括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上述行動一再重申了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相關的海洋權益。既然“仲裁庭”無權解決中菲間的領土主權爭端和海域劃界爭端，那么“仲裁庭”的裁決當然也不能否定或影響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4.“仲裁庭”強行擴權違背了國際仲裁的基本要求。

根據現代國際法，任何國際司法或仲裁機構針對國家間爭端行使管轄權必須以當事國的同意為基礎，即“國家同意原則”。1958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擬定的《仲裁程序示范規則》序文也明確指出：“提出仲裁的約定……產生自當事雙方之間的協議”。

眾所周知，在涉及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問題上，中國政府一直堅持由有關國家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和平解決爭端。事實上，中菲之間就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解決兩國在南海的爭端也早有共識。例如，1995年8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菲律賓共和國關于南海問題和其他領域合作的磋商聯合聲明》指出，雙方“同意遵守”下列原則：“有關爭議應通過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磋商和平友好地加以解決”。況且，早在2006年中國政府就已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作出聲明，將涉及海域劃界等事項的爭端排除適用仲裁等強制爭端解決程序。可見，“仲裁庭”強行擴權違背了國際仲裁要基于國家同意原則的基本要求。

5.“仲裁庭”強行擴權破壞了以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法律秩序。

現代國際法律秩序是建立在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的基礎上的。各國之間既沒有一個統一的最高立法機關來制定法律，也沒有一個處于國家之上的司法機關來適用和解釋法律，更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行政機關來執行法律。在各主權國家之間，不存在“垂直的”義務，只存在“水平”的義務。因此，根據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爭端當事國可自行選擇爭端解決方式。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80條對此也明確規定：“本公約的任何規定均不損害任何締約國于任何時候協議用自行選擇的任何和平方法解決它們之間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的權利。”然而，“仲裁庭”不顧中國政府不接受、不參與的基本立場而強行做出裁決，這種擴權行為必將破壞以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