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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遺址。陶寺遺址曾稱為中原龍山文化陶寺類型，后命名為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晉南的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北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發掘。目前被劃分為早、中、晚三期。陶寺遺址規模宏大，都城文化內涵豐富多彩，達到中國史前時期社會發展的最高水平。陶寺文化的發現和確立，對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形成具有重大意義。

　　山西，襄汾，陶寺。“隱姓埋名”幾千年的土地，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接力發掘，神秘面紗逐漸被掀開。

　　中華文明起源，是從依據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開始算起，還是從“禹傳子家天下”開始綿延，抑或可從陶寺埋藏四千年的遺址中尋找線索?傳說中的堯都在哪?古代文獻記載的最早“中國”在哪里?四千年前是原始部落，還是有了初期的國家形態?帶著這些疑問，記者來到襄汾縣城東北約7.5公里的崇山(俗稱塔兒山)西麓，陶寺遺址。

　　探史前古城遺址

　　清明時節，記者沿著鄉間小路去拜謁這片隱于廣闊田野中的史前遺跡，走近遠古的故國、塵封的京華。

　　陶寺遺址，靠近陶寺村南。遺址東西寬約2000米，南北長約1500米，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是一處重要的龍山時代晚期文化遺址，距今約4300—3900年。

　　20世紀50年代，陶寺遺址被發現。1978—1984年進行第一階段大規模發掘，發現了大量與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相近，可資佐證的遺跡和遺物，并確定了陶寺文化。1993年，國務院將陶寺文化遺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9—2001年的發掘中，發現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約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總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確立了城址北、東、南三面城墻。經過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的進一步調查、鉆探和發掘，最終確定了陶寺中期城址之前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的存在。2002—2003年，國家科技部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陶寺遺址作為重點聚落被納入“聚落反映社會組織”的子課題。在近幾年的考古發掘中，在城址內東北部確立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約公元前2300—前2100年)，發現了宮殿區、祭祀區等。

　　疑似宮城南門發掘現場 霍文琦/攝

　　目前，這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已經回填，放眼望去，除了能看到一些明顯的溝壑外，難以想象幾千年前城址的原貌。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駑(本名何努)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中梁溝一處“陶寺古城墻遺址”旁，被圍欄圍起來的一段夯土墻明顯與周圍土堆不同。這里展示的剖面系中梁溝侵蝕殘存的陶寺中期城址北門甕城。甕城平面呈C字形。甕城內部南北寬12米，東西長13米。南側夯土墻系北墻主墻基礎，上寬4.5米，下寬3米，深約7.5米。地表以上部分墻體于陶寺文化晚期平毀。北側系甕城夯土墻基礎，上寬8.5米，下寬2.5米，深6.8米。

　　在近處仔細端詳墻體的過程中，何駑意外發現了一小塊器物碎片。與同行的技師馮九生一同查看后，兩人認為這片寬藍紋陶片大抵是陶寺早期器具碎片。

　　站在墻下，歷史穿越感油然而生。時空如此遙遠，器物又如此親近。從這一段巍然聳立于高高黃土塬上的城墻剖面，可依稀想見當年城址的恢弘壯闊，這似乎也是“堯者，高也”的物化詮釋。

　　破解帝堯都城之謎

　　《水經注》言“堯都平陽”，傳說在今山西臨汾一帶。也有其他文獻含糊記載了堯都在河北、在山東，眾說紛紜。于是，考古探索成為尋找堯都唯一可行的方法。

　　經過幾十年的發掘，考古隊員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陶寺城址平面呈圓角長方形，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組成，呈現出一個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小城里還有宏偉的宮殿。宮殿核心建筑區出現大塊裝飾戳印紋白灰墻皮、藍彩白灰墻皮、陶板瓦、大玉石璜等普通居住區難得見到的器物，顯示出居住者的等級是最高的。除宮殿外，從城址遺跡中，還可清楚地辨認出屋舍、祭壇、觀象臺，甚至還發現了具有倉儲功能的倉儲區和不同階層的王族墓地。

　　記者來到正在發掘的現場，這是陶寺早期宮殿區(小城)發掘探溝。兩名技師、七位村民正在進行取土和發掘清理工作。據介紹，已經發掘的部分疑似“宮城”南門，可能有甕城，但沒有完全暴露出來，還需要取土擴方。

　　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遺址標準有城墻、宮殿區、大型宗教禮制建筑(天壇、觀象臺、地壇)、王陵區、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相當于國庫)和普通居民區。這些陶寺遺址基本都具備，因此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所在。種種證據表明，陶寺統治者已有能力調動大規模的人力和物力來修筑城池，并且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保衛它。可以判定當時已形成了國家，而氣勢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即帝堯建都地平陽。

　　此外，學者將考古發現與經典文獻、地方文獻、民間口傳資料等四重證據相互印證分析，“堯都平陽”的歷史細節漸漸清晰而具體。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堯都平陽幾成定論，陶寺遺址的性質為不斷獲得的新考古資料逐漸證實，陶寺作為堯的都城這一點在考古學界獲得了很大程度的共識。

　　手工業區新探索

　　近年來，陶寺遺址不斷有新發現。

　　值得一提的是手工業區的發掘。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江濤介紹，手工業作坊區位于陶寺城址的西南，2010—2012年在對該區域的鉆探與調查中，發現有陶窯、灰坑、白灰皮房子、石器加工場等遺跡。最重要的是一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IIFJT2，平面形狀基本為“回”字形，圓角方形，南北最長約47米，東西殘寬約28米，面積1300余平方米。這個基址年代為陶寺文化中期。

　　據悉，這一“回”字形大型夯土基址在陶寺遺址屬首次發現，在史前時期的其他大型聚落中目前尚未見到，其位于手工業作坊區，應該與手工業管理有密切關系。

　　此外，何駑介紹，他們對陶寺文化聚落分布的臨汾盆地進行了區域系統性調查。以陶寺為中心，可以分為南北兩區，調查到陶寺文化聚落54處(還有未調查到的)。從分布可以看出，陶寺遺址群宏觀聚落形態反映出具有五級聚落、四層等級化的社會組織：都城下轄南北兩個區中心(邑)——縣底和南柴;區中心邑下轄二至三片區的中型聚落群(鄉鎮)，部分中型聚落下轄一至三個小型遺址(村)。多數微型聚落由大中型聚落直接分出。學者推斷可能有特殊的職能，所以很可能不構成一級功能完整的基層社會組織。

　　高江濤表示，陶寺文化社會表現出的特征是：社會復雜化程度高，等級分化嚴重。王權出現、禮制初步形成，是政治制度的特質。這說明陶寺已進入初期國家階段，只是國家形態具有原始性，控制范圍較小，新生事物較脆弱，迅速衰落。陶寺遺址體現出的早期國家特征多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后世所繼承發展，成為中國古代國家政治制度或統治模式的主源。

　　墓葬發掘揭示階級分化

　　從考古學角度，墓葬發掘對復原重建當時古代社會的文化信息和喪葬制度，佐證歷史文獻的真實性，具有重要意義。

　　陶寺王族墓地位于居住址的東南，面積約4萬平方米，發掘并清理了1300余座墓葬，其中大部分大中型墓屬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皆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多數是仰身直肢單人葬。墓地劃分為不同的塋域。同一塋域內的墓葬多成排分布，位列較為齊整。墓葬可分為大、中、小三等。大型墓僅6座，不及墓葬總數的1%，中型墓占總數的近10%，其余為小型墓。

　　大型墓一般長3.2米、寬2.5米，有木棺，棺底有朱砂，隨葬品多達上百件，最多的達200件，豐富而精致，有成套彩繪漆木器和陶器，還有玉石器和整豬等。大型墓的左右兩側，往往對稱地分布著兩座中型墓，埋葬著裝飾華貴的女性死者。中型墓長2.5米、寬1.5米左右，有木棺，隨葬成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玉石和豬下頜骨等。它清楚地說明，王一級的人已經有多妻的特權。小型墓僅可容身，多數沒有葬具和隨葬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健民認為，三種不同規格墓葬墓主的身份分別為首領人物、貴族和平民，其數量上的明顯差異反映著當時社會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比例關系，表明當時貧富分化極為懸殊。

　　復原最古老觀象臺

　　“在陶寺中期東南小城內，背倚陶寺中期內道東城墻，向東南接出半圓形建筑，面積約1700平方米。”在陶寺遺址考古工作簡報上，有這樣一段描述。

　　循著考古工作者的引導，記者看到一座直徑約50米的半圓形平臺，上面立有多根高聳的石柱。這一處奇特的建筑，在綠油油的麥田中格外顯眼。正是簡報中所描述的古觀象祭祀臺——陶寺文化重要遺址之一。

　　何駑告訴記者，陶寺觀象臺不僅有祭祀功能，還是縝密的地平歷觀測制定歷法系統。史前時期，天文學、歷法是被王權壟斷的，掌握農時就掌握了全社會生產生活的命脈。

　　記者從復原的臺址看，臺座頂部有一半圓形觀測臺，以觀測臺為圓心，由西向東，呈扇狀輻射著十三根石柱(原址可能是夯土柱)，從而形成12道縫隙。觀測者直立于觀測點核心圓上，透過石柱間縫，觀測早上日切于崇峰山巔時是否在縫正中，如果日切在某縫正中，則是陶寺歷法中某一特定日子。這12道縫中，1號縫沒有觀測日出功能;7號縫居中，為春分、秋分觀測縫;2號縫為冬至觀測縫;12號縫為夏至觀測縫。除2號縫、12號縫各用一次之外，其余9道縫皆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用一次。也就是說，從觀測點可觀測到冬至—夏至—冬至一個太陽回歸年的20個時節。

　　國外學者對陶寺遺址考古中“堯都之說”不能完全理解，因為缺乏對中華文化的系統性熏陶。但是，他們對觀象臺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因為觀象臺的結構很容易使人產生與巨石陣的聯想。位于英格蘭威爾特郡索爾茲伯里平原的巨石陣，是歐洲著名的史前時代文化神廟遺址，被認為是祭祀臺、墓地，同時也是天文臺。牛津大學教授霍金斯通過仔細觀察和嚴密的計算，認為通過巨石陣石環和土環的結構關系，可以精確了解太陽和月亮的12個方位，并觀測和推算日月星辰在不同季節的起落。它的主軸線、通往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日早晨初升的太陽，在同一條線上;還有兩塊石頭的連線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

　　但是，類似索爾茲伯里的巨石陣遺址，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在遺址中通常沒有一個被明確標識的觀測點。對于確認此類遺址的天文學意義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缺陷。因為觀測點的選擇直接影響到觀測的結果，而沒有明確標識的觀測點，今人無法確切知道當時人們是站在哪里進行觀測的，這就使得那些在遺址中探尋天文學意義的人，不得不假設各種各樣不同的觀測點，而每一個假設的觀測點都會對應一整套不同的觀測結果。

　　而陶寺觀象臺有明確標識的觀測點，與夯土柱構成地平歷觀測儀器系統。這個系統可以通過觀測太陽地平日出即崇山山脊線上日出，將一個太陽年365天或366天分為20個節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外，還有粟黍稻豆的農時、當地四季冷暖氣候變化節點及宗教節日。

　　陶寺觀象臺比建成的巨石陣還要早500年，是迄今考古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遺址。史前陶寺人據此制定的歷法，是當時全世界已知最縝密的太陽歷法，代表著當時天文學發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國二十四節氣的直接源頭。

　　專家表示，陶寺觀象臺的發現證明了《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真實性，因此成為王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建筑要素。

　　何駑說：“中國古代王權重視歷法的原因之一主要是歷法控制農時，《堯典》中很多內容都在談歷法，歷法涉及農業經濟基礎，王派天文官觀測天文，制定歷法。君主掌握了天象、時令的規律，就仿佛得到了與天對話的權利，告訴人們何時耕種、何時祭祀，這樣人們就會臣服于這位統治者。”

　　陶寺文化豐富多彩

　　記者隨考古人員來到離古觀象臺不遠的“陶寺遺址考古成果展”，因遺址位于遠離市縣的鄉村田野中，成果展的房子看起來簡陋一些，但其中陳列的器物著實讓來此參觀的人們驚嘆。

　　展廳中央是陶寺遺址復原沙盤，駐足于此，史前宮城建制、房屋構造等，一目了然。

　　每一次重大考古發現往往伴隨著珍貴文物的出土。陶寺遺址的發現之所以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大墓中出土的精美的史前器物。豐富多彩的文化令人咋舌，有實用的磨制石器，精美絕倫的玉器，流光溢彩的木器。4000多年過去了，當一件件精美器物呈現于眼前，古人的生活也躍然于腦海。

　　在考古者心目中，土壤中的每一片碎石都是不容忽視的珍寶，每一件器皿都是鐫滿歷史的“光盤”。在展出物件中，最為吸引人的就是彩繪蟠龍紋陶盤，人們都叫它“龍盤”。這種陶盤在陶寺遺址的5座大墓中，各出土了1件。

　　陶盤質地為泥質褐陶，著褐色陶衣，盤壁斜收成平底，外壁飾隱淺繩紋，內壁磨光，以紅彩或白彩繪出蟠龍圖案。圖案中的龍蜷曲在盤中，龍頭近盤口邊緣，尾部位于盤中央，方頭蛇身，身上有鱗甲，張巨口，口中伸出如同麥穗的長信子。從它長長的蜷曲的身子以及信子來看，陶寺龍的樣子似乎來源于蛇;但從它方頭、巨口、裸露的牙齒看，又好像是鱷魚。考古學家推斷，陶寺龍應該是來源于兩種以上動物的復合體。

　　何駑介紹，龍盤僅在幾座大墓中存在，其他墓葬中雖然也有彩繪陶盤，但卻沒有龍紋。這足以說明在陶寺文化早期，龍已成為王權的象征，成了陶寺王國的“國徽”。

　　在展廳的一邊，放著一根長木棍和兩塊有刻度的木桿，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原來，這是古代帝王在建國之前確立“天下之中”的工具——圭表，一套觀測日影的天文儀器。陶寺遺址出土的“圭”，復原長187.5厘米，通身漆彩繪綠黑相間的色段刻度，第1—11號色段長約40厘米，合1.6尺，這是《周髀算經》所載的“地中”夏至晷影標準。測量時，把高“8尺之表”(地表以上200厘米)的木桿垂直立于地面，將有刻度的“圭”平置與“表”垂直，這樣就可以測定“表”影長度了。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何駑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中國國家天文臺的專家們用這套圭表，在陶寺遺址測定夏至日日影長度折合成當時的度量衡計算，為1.69尺，表明陶寺很可能對外宣稱其地為地中，夏至晷影1.6尺。

　　何駑與馮九生在展廳外空地，為記者演示了圭表的測量方法。何駑表示，通過這樣的方法，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國是“中國”概念最初含義，陶寺就是“最早中國”所在。

　　展品中還有大量的禮樂器，包括炊具、食器、酒器，用以陳設的案、幾，樂器有鼉鼓、土鼓、特磬、陶鈴、銅鈴、陶塤等。據介紹，整個陶寺遺址中共計發現類似樂器20余件。其中，鼉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類樂器中最早的，這也使鼉鼓與特磬配組的歷史從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銅鈴，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金屬樂器。這些樂器的出土，對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樂發展水平，認識音樂與祭祀、埋葬習俗的關系，探索禮樂制度的起源與發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