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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西時對“晉商”精神大加贊賞，他說，歷史上山西是“一帶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組成部分，晉商縱橫歐亞九千里，稱雄商界五百年，彰顯的是開放和誠信，鼓勵我省弘揚晉商精神，努力打造內陸地區對外開放新高地。

　　然而，提到晉商，似乎與臨汾本地并不相干。人們會習慣性地聯想到歷史上集中在太谷、祁縣、平遙一帶開展票號業務和茶葉生意的商人，很少有人把“晉商”和臨汾歷史上的商人，即“平陽商人”聯系在一起。殊不知，平陽商人”是晉商的源流，歷史上的“平陽商人”曾一度比“徽商”的名氣還大。據史志記載：平陽府是明代山西乃至全國最富裕的地區。“平陽商人”在鹽、糧、布、煙、紙、印刷、典當、錢莊諸業都很發達。雖沒涉足“票號”，但從事的金融諸業中包含了“票號”的“匯兌”功能。平陽商人”創造了許多“百年老字號”，也產生了許多商界奇才，演繹出不少“創業故事”，在區內外留有很多商業遺址。

　　《驕傲的“平陽商人”》一文，對平陽商人從獨有的區位自然優勢、發起和成長過程、商業行為特征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對“平陽商人”在“晉商”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客觀論證，對現階段研究“平陽商人”的現實意義進行了深刻闡述。作者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平陽商人”進行了“拯救性”的研究，補起了“平陽商人”在“晉商”研究中的短板。本文史料豐富、內容翔實、見解獨到，值得認真研究和思考。

　　研究和挖掘“平陽商人”的特點，弘揚“平陽商人”的時代精神，對激發我市本土企業家的成長，促進我市旅游開發、招商引資、對外開放、經濟轉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商業是關乎國計民生的事業，是一個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體現。過去的商業發展，從來具有對當代商業經濟的暗示、啟迪和開發利用的作用。“晉商”已經成為山西在中國近代商業史上的一張名片，但是，在人們的印象中，說起“晉商”，多指晉中祁(縣)太(谷)平(遙)區域歷史上的商人，多指“票號”業務和茶葉生意。臨汾在歷史上的商人即“平陽商人”，似乎不在其中或不是重要組成部分。這里就我所掌握資料，談些看法，以期拋磚引玉，促使全社會對平陽商人的歷史地位有一個正確全面、系統的認識。

　　一、臨汾歷史上有從事商業非常優越的條件

　　區域商業活動是否興盛，起重要或決定作用的因素，除政治、軍事等上層建筑的影響外，主要就是物資條件、區位地理和人的因素，縱觀歷史，臨汾可謂得天獨厚：

　　第一是有豐富的物質基礎。在工業革命和現代化進程啟動之前，以臨汾為中心的晉南地區有滿足社會生產、生活“剛性需求”的豐富物資，可謂物華天寶。臨汾自古以來，糧食生產包括小麥、谷子、高粱、豆類和各種畜產品、干鮮果產品、中藥材都是比較豐富的，包括棉花、煙葉等經濟作物從明清引進以后也快速發展，據有一定的商品量。不僅如此，臨汾還有山澤之利，晉國以絳就有挖煤、掘鐵、采銅和冶鑄等傳統，釀酒、造紙、印刷、織布、陶瓷等手工業也很發達。還有重要一點，“鹽”在中國歷史上地位特殊，解州鹽池這個中國內地最大的“池鹽”在歷史上較長時期與臨汾同屬一經濟區，甚至就在以臨汾為“治所”的同一行政區內。這些條件在“農耕文明”時代非常難得，這就使“平陽商人”在不大范圍內就可以組織起無論是“軍需”還是“民用”等各類物資，為商業活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第二是有優越的區位交通條件。在現代交通工具廣泛使用以前，一個地區在陸路、河運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宏觀看臨汾，在歷史地理版圖上一直基本距于囯之中心的位置，而且離政治中心都不遠。漢、唐以長安(咸陽)為中心時，臨汾與運城地區同屬河東郡，距京畿不遠。元、明、清都城在北京，臨汾也“近京都腹里”，屬驛站加急三日可達范圍內。從地里形勝看，古代漕運很重要，流經臨汾的汾河是連接黃河、渭河等河流的主要水道，且有許多重要“碼頭”。山西表里山河，關隘很多，臨汾在山西境內既是“南北通向”的“走廓”要道，也是“東達西接”的樞紐地帶，境內古代驛站很多。金、元時期重修的平陽鼓樓“北達幽并”“南通秦蜀”“東臨雷霍”“西控河汾”四句話很能說明這里地理交通的重要。

　　第三是臨汾人很有經商的天賦。許多人有一個認識誤區，似乎臨汾人不習商業。這是不了解過去，簡單用現代“商業地緣”看問題。歷史地看，臨汾民風習俗中，從商的土壤很深厚。據《北史》卷十五(常山王遵傳附元淑傳)載：“孝文時，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這里的河東指的包括臨汾、運城在內的晉南地區。據明成化年《山西通志》對平陽府民風評價記載“儉嗇耳，甘辛苦，薄滋味，勤于耕織，服勞商賈……”在周敬飛主編的《中囯地域文化通覽》(山西卷)中，講到明朝時期山西有六大商幫即平陽幫、太原幫、澤州幫、大同幫、汾州幫、臨襄幫，其中“平陽商人”就占了2個。臨汾歷史上許多村莊都專門從事某一種商品的生產和買賣，以襄汾縣為例，南辛店原名“木梳店”，福壽村原名“衣店”，崔村專門生產“線香”，京安生產花炮，賈罕“多有榨油坊”。按縣說，曲沃的煙絲業、翼城的砂鍋業都很興盛。不僅如此，“平陽商人”把經商放在了“道德地高地”，明代“平陽商人”王文顯提出：“夫商與士，異朮而同心。

　　故善商者處財貨之物而修高潔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認為經商與做官目 標一樣，都是造福社會。這是“平陽商人”有商業行為自信的表現。

　　二、“平陽商人”是“晉商”的重要源頭

　　“晉商”是一個特定概念，是指發展在明、清，止于民國這一時期山西商人的總稱。明初“晉商”的興起，共同的認識是明朝政府“以納糧中鹽為主要內容的開中制”的實施。所以要搞“開中制”，與明朝政府的“國策”有很大關系。朱棣稱帝以后，大規模修建北京城，把都城由南京事實上遷往北京。北京所在地區，歷史上是北方游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的交錯區域，遼、金、元及以前一個較長時期北方游牧民族統治了這一區域，加劇了民族的融合，也減弱了這一地區軍事沖突的風險。明朝作為中原政權，把都城定在邊關附近，極大增加了“京師”的軍事風險，保衛北京城成為明朝最大的國策。為此明朝政府實施了兩個大動作，一是重修長城，二是沿邊關設置“九鎮”，這成為了“平陽商人”崛起的最大的商機。

　　明朝修長城，一是整修歷史遺留下來的幾近廢棄的長城，二是加修內長城和在山西境內沿黃河和太行山南北向修建長城。僅山西境內，總里程就達到896公里，工程巨大。明朝政府最大的軍事戰略部署就是沿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長城一線設置了九大邊鎮，分別為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山西鎮、延綏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其中兩個鎮在山西境內，兩個緊靠山西，西部三鎮距平陽府地理位置也相對較近。“九鎮”駐防有大量官兵，多時近90萬人，軍馬35萬匹，還不包括官兵家屬和大量役夫。

　　這兩大舉措都需要龐大的軍需和民用物資，靠行政力量不堪負擔，明朝政府打破食鹽專賣，實行了“納糧中鹽”的開中法。具體辦法是，官府出榜招商，商人應招，輸納糧食、布匹、戰馬、鐵制品、草料等物資于邊鎮和施工工地，到指定地點后換取“鹽引”，也就是釆購食鹽的“指標”，憑“鹽引”到鹽場支取食鹽，然后再到指定區域銷售。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得“平陽商人”占盡商機：一是明朝政府的“開中法”先在大同鎮、山西鎮試行，然后才推到其他地方。二是平陽府糧食、布匹、蠶絲等物資比較豐富。三是當時解州鹽池比兩淮鹽場產量不少又更近邊關，而且在平陽府行政區內。四是平陽府在要道上，距多個目的地距離都比較近。五是“平陽商人”文化底蘊深且精于算計也能吃苦。各種史料證明，“平陽商人”確實抓住了這一機會，而且有很大發展。

　　由于“開中制”政策的功能作用，明朝許多大糧商、大布商也是大鹽商，這一時期的“平陽商人”，出了不少大鹽商，其經營規模超過全國著名的“徽商”中的鹽商，而且也與徽商一樣集中到兩淮鹽場的中心地帶——揚州。

　　據史料載：“揚以流寓入籍者多……明中鹽法行，山陜之商靡至。”以“秦晉商人勢力最大。且有西商無徽商”。據清同治年間《兩淮鹽法志》載，晉商中的大鹽商多是平陽商人，如“喬承統，字繼之，山西襄陵人，明季貢生，父養沖，中鹽卒于揚州”。“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隨父中鹽于揚州。”“楊義，字寶元，號昆岳，山西洪洞人，其先業鹽淮南。”周敬飛、胡安平著《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山西卷)記載的明、清山西在全國出名的大鹽商有“太原的閆家、李家，河津的劉家，襄陵的喬家、高家，平陽的范家等”，按明·平陽府行政區劃，其中四家是“平陽商人”，按現在的行政區劃，其中三家是“平陽商人”。對這一點，晉中的同志也是認可的，《晉商史料全覽》(晉中卷)序中講“明代山西鹽商中以平陽商人為最”，“明代晉中商人在晉商中的總體實力和知名度仍不及平陽、澤潞商人”。據晉商研究的著名學者張正明.張舒在巜晉商興衰史》中講：“榆次、平遙、太谷、祁縣、介休等縣，其經濟實力在明代尚是一般，比山西南部蒲州、曲沃、臨汾等縣差得多(蒲州明時屬平陽府)”。各類史料都表明，“平陽商人”是晉商中的重要源頭，開啟了晉商興旺發達之先河。（木易）

　　(未完待續)